“人群是一个幻觉 它并不存在 我是在与你们个别交谈”。

博尔赫斯谈话录

博尔赫斯在谈话中否认“人群”作为一个真实整体的存在。理解、注视与交流从不以复数发生；它们总是绕开集体的幻觉，回到一次一人的相遇之中。在这样的前提下，展览并未试图将数个实践汇聚为一个统一的叙述，而是将每一次经验保留为单数的、不可替代的状态——在这里，作品不面向“我们”，而是分别地、安静地，向每一个到场者敞开。

在单禹瀚的绘画中，熟悉的场景并不指向记忆的安慰，更像一种被反复检视的结构。童年的游戏、夜色中的篝火、若隐若现的身体与声音，在他的画面里被拆解为一套关于秩序、竞争与自我规训的隐秘机制。《博弈》中看似轻松的抢椅子游戏，被呈现为一种早已内化的淘汰逻辑：有限的位置、过剩的身体，以及在规则运作中逐渐失去主体性的个体。《低语》则将这种外部秩序转入精神层面——诱惑不再以明确的形象出现，而化作持续存在的干扰与自我怀疑的回声。火焰既提供照亮的可能，也暗示自我消耗的风险。单禹瀚并不试图给出逃离的路径，而是让这些场景保持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中：人物尚未被吞没，秩序仍在运作，理性以一种脆弱却持续的方式被保留下来。

何沛家的创作始终围绕图像如何被感知、被记忆、又如何在日常经验中悄然变形展开。她所选取的对象往往微小而具体：身体在寒冷中的感受、夜晚的光线、一个瓶盖、镜面、动物的举动。这些片段并不被处理为完整的叙事，更像被反复凝视的图像节点，承载着个人经验与文化记忆之间不断滑移的关系。在她的绘画中，现成图像既被保留，又被重新调度：触觉、温度、语言与文学的回声渗入画面，使图像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成为感知本身的发生场所。意义在这里并非被确认，而是处于持续展开的状态——它可能来自联想、误认、引文或寓言，也可能在下一次注视中悄然转向。何沛家的绘画并不急于确立意义的落点，而是让图像保持其可变性与暧昧性，在个人与集体记忆之间反复游移。

常广盈的绘画实践始终围绕一个高度符号化的人物形象与不断失衡的空间展开，在艺术史图像与当下经验之间反复调度。人物并不承担线性的叙事功能，而更像一种被置入不同场景的情感载体，在坠落、漂浮与停滞之间切换其状态。画面刻意瓦解景深与焦点的稳定性，使空间在平面展开中保持悬浮，叙事因此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展览中呈现的《草地上的晚餐》延续了这一方法：经典母题被拆解为色彩、姿态与视线的并置，历史图像不再作为被指认的来源，而是转化为一种可被反复使用的视觉结构。人物的并置、观看视角的错位与色彩的自主生长，使画面在欲望、自然与规训之间形成一种开放的张力结构，意义并未被封闭，而是在持续生成与偏移之中向观者敞开。

张宇昂的近期创作围绕“位移”这一经验展开——他关注的并非移动本身，而是在移动过程中不断生成的错位与重叠。展览中呈现的最新作品《Sunny to rainy / Rainy to sunny》将这种不稳定性安置在一个具体却难以定位的情境之中：行驶中的车辆、具有年代感的车舱、无法被准确判断的天气变化，使画面停留在一种持续发生却无法被确认的状态。位移在这里不再只是空间坐标的变化，而是被具体落实为视角、构图与情境之间不断调整的图像结构。与之并置的三件2021年作品，则通过更为密集的构图与抽象化的处理，将风景转化为一种被历史叙事、城市界面与文化符号反复覆盖的视觉场域。自然、历史与青年文化在画面中被采样、拆解并重新排列，叙事与空间因此被松动，方向感被悬置。由此形成的，并非一个可被清晰定位的场所，而是一种“私人领空”式的观看状态——不确定性在其中被保留下来，成为张宇昂回应当下现实经验的方式。

李百舸的绘画常以一个被精心设定的场景为起点，叙事并不沿着时间展开，而是停驻在某个尚未被解释的瞬间。《集体叙事》中，彼此叠合的面孔占据画面，它们仿佛处在同一语境中，却不断相互遮蔽；零散出现的语句并未形成真正的对话，而是在重叠与中断之间，呈现出集体叙事内部复杂而暧昧的结构。《直视阳光》则将一组本应与户外、光照紧密相连的行为符号——沙滩椅与墨镜——移置到室内空间之中。惬意的姿态与封闭的环境并置，使这一行为显得既突兀又自足：墨镜既遮挡光线，也隔绝外部目光，身体的放松不再回应外部情境，而成为一种私人化的坚持。通过这种看似“无用”的姿态，李百舸将意义从既定规范中抽离，转而指向个体如何在被观看的结构中，为自身的感受与存在保留一处不被解释的空间。其细腻而克制的人物绘画，由此构建出一种介于现实与心理之间的戏剧性场域——画面高度个人化，却不断触及一种普遍经验：人在社会叙事之中如何自处，又如何在日常场景中悄然确证自身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