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禹瀚：平衡术

1961年，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中提出了“平庸的恶”这一概念：当个体放弃独立思考、将自身异化为体制的齿轮，便可成为恶的施行者。她对极权体制的剖析揭示出，现代社会中权力不再总是以压迫的具身形式出现，而是嵌入官僚系统与日常规训之中。人被卷入其中，成为齿轮、旁观者，甚至沉默的共谋者，却往往不自知。

回看艺术史，很多绘画都对这种匿名的权力结构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感。戈雅（Francisco Goya）在1814年完成的《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The Third of May 1808）就选择了一个截然不同于此前战争画的视角。面对拿破仑军队在马德里郊外对西班牙起义者的集体处决，明亮的光打在即将被枪杀的起义者身上，行刑的法国士兵则被处理为排成一列的无脸背影，只见平举的成排枪管发着寒光。暴力不再被英雄化，而被呈现为一种机械的、匿名的屠杀机器。戈雅的画笔“抨击侵略者残暴”的方式，恰在于他让行刑者丧失了面孔，具体的个人消失了，一种可以互换的功能性存在，呼应着阿伦特后来所说的“齿轮”。

半个多世纪后，马奈（Édouard Manet）在《处决马克西米利安》（Exécution de l'Empereur Maximilien du Mexique，1867-1869）中延续了这一追问。他在数年间反复绘制1867年法国扶植的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被枪决的场景。与戈雅不同的是，马奈让最右侧者的面容直接指向了权力的幕后者——拿破仑三世。这些例证都表明绘画不断地追问着同一个问题：暴力的执行者是谁？真正的责任者又在何处？

戈雅与马奈显然都试图在画布上标记罪责的归属，而于单禹瀚而言，权力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次以“平衡术”为题的展览，指向了个体在相互冲突、矛盾甚至抵触的选择之间，不断调试自身位置的过程。正如艺术家所言，“平衡术”不关乎个体在面对选择时“如何控制”，而关乎通过“方法、策略、技艺、心术”等“如何承受”。当人无法彻底着陆、也无法完全脱身，便在持续摇晃的世界里一再调整自己与世界的关联。所谓平衡，是在持续失衡中，仍不放弃寻找支点的能力。因而，他不再为观众安排一个清晰的判断入口，反而将人物停留在各种尚未完成的姿势里。

从《无声对峙》（Silent Confrontation，2025-2026）理解单禹瀚此次创作上的转向或许是一个恰当的入口。戈雅笔下的暴力直白，无声地发出嘶吼，起义者高举双臂愤怒地瞪视刽子手。单禹瀚则将对抗压缩进冰雪的褶皱中，构成另一种临界瞬间。枪未响，却在冷色调处理中的严寒下变了形，抵抗因寒冷而被消解。左侧人群构成被艺术家混沌笔触下的色块碾压为边缘群像，右侧持枪者是整个画面唯一露出目光的人，他身后人物缺失的面目让整个场面陷入沉默，因而也是正在发生的对峙似乎失去了意义。艺术家曾明确表示，权力关系是流动的，身处其中的角色并不固定：“我们可能是被枪指着的那一方，也可能是举枪的那一方；可能是失力者，也可能在另一个时刻成为旁观者、回避者，甚至共谋者。”持枪者露出的目光，在混沌的画面中提示着人性中残存的意识，也展现着单禹瀚对角色的流动性理解。

另一件强调目光的作品是《XX分子》（XX-ist，2025），作品标题呼应了社会语境中对“分子”这一称谓的标签化使用。戴头套的形象，暗示在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可能被定义成“某某分子”，成为被分类、切割与规训的对象。然而人物的目光从遮蔽中露出，即使面孔被头套抹去，眼神依然固执地望向画外。我看见你，我记得你，我不会让你消失在匿名之中。艺术家不希望这些人物成为某个明确角色的肖像，因为他们首先是抽象的“角色化身”，由意识、判断、欲望与处境反复塑造而成。

《抗拒无法》（Irresistible，2026）则从身体悬置的角度，回应了这种无法锚定的状态。倒置人体的形象在《悬置》（Suspension，2024）和《无声对峙》中均呈现过，但《抗拒无法》的背景空间更像一个无形的权力场域，既托住漂浮的身体，又隔绝了向上的支点与向下的落点，让人处于飘荡的中间态，人物在其中无声地破碎与坠落。这种转变或许暗示着艺术家对权力体验的认知从外部的激烈冲突转向了内在的持久承受。

与前述这些作品相比，《沉与浮》（Sink and Rise，2025）呈现了如何将这种矛盾扩展至水平维度，个体始终被两种力量撕扯，既有“上岸”的执念，又不得不承认“漂流”的宿命。当代生存状况如同不可抗拒的洪流，每个人都在寻找安放自身的位置却无法固定。作品借助洪水构成结构性隐喻，漫过街巷，侵蚀地理边界，也淹没了共同的经验基础。如单禹瀚所言，有人在浊浪中奋力攀向救生艇，有人在浮沉间逐渐丧失身体的清晰轮廓。船头坐着的白衣女性成为视觉锚点。艺术家赋予她神性象征，让她成为画面中最明亮的存在，但这份明亮无法改变洪流的走向。她聚集了多重矛盾的意指，一道可能的救赎之光，或一道不可逆转的命运分水岭。正因没有明确的救赎叙事，白衣女性成为一个开放性的能指，可以化身为希望、幻象、安慰或另一种困守。

单禹瀚将这批最新的作品视为一次“自我校准”。上一阶段“踌躇者”系列中反复出现的“回望者”“悬置者”“踌躇者”，曾被他置于带有寓言性、灾难感与历史纵深的场景之中，风雪、火光、荒野、迁徙、爆炸，共同构成了一种由地缘经验和时代危机支撑起来的图像结构。而在“平衡术”中，这些宏观背景被进一步压缩内化，转变为更具体也更含混的心理场域。单禹瀚不再急于围绕某个特定事件展开完整叙事，而是以“更内观，更往里看”的角度，转向那些更难被直接命名的阶段性感受，如权力的渗透、意识的摇摆、角色的流动、无力判断时的混沌。

在表现暴力后果的作品中，单禹瀚试图在崩解中保留意志的痕迹。《未竟》（Unfinished，2026）中倒地的躯体是权力最直观的印记，但紧攥的拳头打破了彻底的溃败，如同对自我尊严与价值的死守。而艺术家所强调的意象突出在左侧花朵与地面飘落的花瓣中，生命虽脆弱如朝露，却在凋零中绽放更坚韧的姿态。《未竟II》（Unfinished II，2026）将这一意象推向更极致的表达。人物的头部已被完全覆盖，其前方的颅骨让人联想到虚空画（vanitas）的经典母题——“人终有一死”（memento mori），也更接近一种对死亡本身的凝视。头颅的消失与颅骨的显现，将生命的短暂与权力的永恒碾压力并置。

与戈雅、马奈将暴力事件置于特定历史坐标不同，单禹瀚笔下的人物不指向具体身份，面孔常处于模糊、遮蔽或破碎的状态。在《凝视》（Gaze，2026）中，他有意破坏了西方视觉传统中法官肖像追求完整、端正与庄重的范式。面孔的模糊与破碎使法官丧失了稳定的人格同一性，突出单向、匿名之感，甚至暗示出权威内部的分裂：法官不再是法律统一性的完美化身，而成为一个自我矛盾、充满裂隙的形象。假发与长袍作为权力的外衣仍然完好，包裹着的却是一张无法辨认的脸。

艺术家对具体的，确定的种种回避，从另一个角度再次强调权力在今天不再总是以明确的压迫者形象出现，它渗透在日常的每一个缝隙中，以话语、规训、信息洪流甚至无法命名的力量发挥作用。这正是阿伦特所警示的，极权体制消解人的判断能力，使个体丧失对善恶的自主分辨。单禹瀚笔下那些模糊、破碎、无法被稳定辨认的面孔，正是这种判断能力被侵蚀后的产物。

而对权力结构中人类竞争的原始意象的追问被单禹瀚延伸到了《镜像女孩》（Mirror Girl，2025）中，他以儿时的游戏“撞拐”暗含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竞争逻辑。两个孩童以近乎对称的姿态面对面凝视，形成一种镜像，是对手和彼此的映照，由此揭示了竞争关系的两重性。对抗与认同、区分与模仿，从来就是一体两面。成人世界的权力博弈，早已在童年的游戏中完成了预演。

与之相比，《摆渡》（Ferry，2025）则更像一场内在的自我对话。画面中的花园被艺术家构筑为“记忆的原乡”，一个承载童年温暖与脆弱的精神空间。红衣少年伫立其中，回望的姿态强调在记忆的土壤里重新辨认当下的身份，从而为走向未来寻找支点。这一构图令人联想到浪漫主义时期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在《雾海上的旅人》（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中标志性的“背影”（Rückenfigur）。那个站在山巅眺望地平线的孤独身影，以其宽阔的背部邀请观者将自身投射其中，成为感受自然崇高的匿名载体。单禹瀚用“回眸”强化了观者与少年之间的认同感，鲜红的色彩与金色的背景却让社会身份与真实自我的割裂更加尖锐。少年身上的红色西装既是成年世界的身份符号，也是被内化的压力，金色的花园背景固然温暖而模糊，却无法真正消解那份割裂，丛生的花卉似又与《未竟》《未竟II》中的暗喻有所呼应。这种外在与内在、当下与过去的对峙，正是“平衡术”在时间维度上的体现。

在绘画语言层面，近期的新作与上一阶段“踌躇者”系列中使用较多刮刀、画面“非常满非常猛”的处理相比，用笔更加丰富，增加了半透明的剥落效果。艺术家认为自己在画面效果上“稍微收了一些”，在形象上“比上次更具体了一点”。这种从刮刀到笔刷、从厚涂到半透明的转变，让外放的、爆发性的叙事，转向内敛的、沉淀性的心理描绘。画面不再以铺天盖地的肌理冲击观众，而是以层叠的透明与覆盖邀请观众进入一个需要凝视的时间。更加明快的色彩的象征性也在提亮画面的同时为复杂的心理场域增加了不可估量的张力。从《摆渡》中鲜红西装与金色背景的身份冲突，到《抗拒无法》中沉静的冷色调洞穴氛围，再到《未竟II》中绚烂的血色与花束意象，单禹瀚对色彩的使用不再服务于某种统一的色调，而是通过色彩的丰盈为画面营造更具戏剧性的感受。

单禹瀚笔下的人物很少真正处于某种稳定的状态。他们跪伏、下坠、回望、漂浮、僵持，或像被无形力量突然抽空，停留在泄力的一瞬，也保留了“承受”的样貌。这种中间状态正是单禹瀚近来绘画的着力之处。而在一个要求每个人迅速站队、给出明确判断的时代，观看本身也成为一种辨认、摇摆与重新定位的过程。